唯一被载入正史的千古奇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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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被载入正史的千古奇丐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网

                                                                          终生未娶,办起了三座义学
      俗语说得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经过多年的辛劳,武训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 数目可观的钱。他打听到本县(山东堂邑县)有一位举人杨树芳,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信赖,想把钱存放在杨家,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训声泪俱下地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树芳举人深深为之感动,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助其完成夙愿。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供武训办义学之用。武训开始到各地购买砖瓦木料,并亲自押运。开工后,武训每天早起晚睡,在工地上搬砖打水,和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劳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落成了,取名“崇贤义塾”。武训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训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只在宴会后吃了些残羹冷炙以充饥。
      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乞讨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一天大风,庙屋上的瓦刮下来,落到武训头上,砸得头破血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
        义学创办人武训还十分关心义学里学生的读书情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特地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会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二百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二百三十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同一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即今天的山东省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过着清苦不勘的生活,在自己身上一文钱都舍不得花,倾其所有都办了义学。他晚年声名远播,赢得了广泛的敬重。
  “御史巷义塾”建成不久,武训就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却不肯占用房间,躺在义塾的屋檐下休养。半个月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五十八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发丧之日,沿路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震天,老百姓们亦潸然泪下。
      武训去世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刘继兴考证,当时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解放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此雕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 “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也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堂邑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以纪念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    
      郭沫若称武训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这个菲斯泰洛奇是与武训几乎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1951年,电影《武训传》错遭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其墓被破坏。拨乱反正后,武训的冤屈终得以昭雪: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决定。在鲁西北的冠县、临清,有不少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冠县的武训高中、冠县柳林镇的武训学校、临清的武训实验小学等。中华大地幸甚,曾出过武训这样历尽艰辛矢志不移献身教育的人杰,其精神与天地不朽,与日月同辉,将永远激励后来人。(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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