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手札百读不厌,《渡海帖》尤甚。“轼将渡海”“梦得秘校阁下”,两行沉甸甸的字,就像两个难解的谜语,结成两个奇形怪状的谜团,吸引着我,诱惑着我。
“轼将渡海”,是文学的夸张修辞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渡海,何时渡海,是真的渡海,还是假的渡海?一千年前的海,给人的感觉会比今天汹涌,也会比今天惊骇。苏轼,不怕吗?
反复阅读《渡海帖》,知道了苏轼渡海的经过。这通手札是1100年6月13日,苏轼即将离开海南时写给梦得秘校的。梦得秘校,就是赵梦得,是苏轼1097年在海南澄迈结交的朋友,那一年苏轼60岁了,自惠州贬至海南儋州。苏轼屡屡被贬,只是往昔的贬谪之路有土可依,尽管路遥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实许多。往儋州,只能渡海,此前,苏轼没有渡海的经历,还历之年渡海,是一次什么样的挑战,不言自明。
写完《渡海帖》的苏轼,将要第二次渡海。有意思的是,他在海南澄迈登岸,结识了赵梦得,离开海南,在与赵梦得相识的地方留下了深情款款的《渡海帖》。我无数次凝望《渡海帖》,读文看字,心旷神怡,于是浮想联翩,苏轼是如何渡海的。一次是60岁渡海,一次是63岁渡海,两次渡海,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生感受。
苏轼晚境堪忧,随时可能被贬到任何地方。59岁,被贬惠州,刚刚落定,又贬至儋州。作为朝廷命官,他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1097年4月19日,苏轼离开惠州,第一站到广州,又从广州乘船到了梧州,然后再向南行,来到雷州半岛。在雷州,他见到了贬至雷州的苏辙。兄弟相见,百感交集,对世事多有忧虑。苏辙与兄长苏轼手足情深,他陪哥哥来到雷州徐闻递角场,准备渡海。如今已经被海堤围拢起来、种植着红树林的徐闻递角场,在北宋年间是有名的交通要塞。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边帅门》中讲道:“汉武帝斩南越,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时以海道闭绝,弃之。梁复置崖州。”南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也有相同的记载:“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
“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周去非说得轻松;赵汝适更是轻描淡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然而,三百六十余里的海上航行,怎么会一帆风顺呢。面对“半日可到”的航程,苏轼忧心忡忡。从惠州到广州,见到了从刑部尚书任上弹劾下来、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离开广州之前,他在与王敏仲手札中悲凉地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去海南儋州,苏轼没有打算活着回来。
徐闻县,由广东省湛江市管辖,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了。宋代,徐闻盐业发达,经济繁荣,自然需要一个往来便捷的递角场,徐闻递角场就成了中国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许许多多的盐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徐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也是去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苏轼到达徐闻,苏辙为伴,兄弟之间依然会臧否时局,想当年,两兄弟在开封科考,成绩突出,宋仁宗看到他们所写的策论,颇为自豪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兄弟暮年,一个贬谪儋州,另一个贬谪雷州。苏轼与苏辙的满腹箴言,不知对谁言说,他们只能在寂寥的海边洒泪哀叹,等待分别之日的到来。1097年6月11日,苏轼与苏辙在徐闻递角场辞别,他在儿子苏过的搀扶下,登上了一条客船。在徐闻,时光难挨,那段复杂的情感经历,苏轼在他的《和陶〈止酒〉并引》一诗里记载下来了——
“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读了这首诗,仿佛一千年前的一幅生活场景浮现在眼前,湿热的海风吹着,四野漆黑一片,苏轼、苏辙夜不能寐,而天亮时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时刻,他们心如刀割,尝尽了人生的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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