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遗址墙壁上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这份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诏书,规定了各个季节与农民有关的农事活动的安排,以便各级官府机构按照诏书规定,不违农时,开展农业生产及各项政治社会工程活动。汉简中还有在遭灾时,官府贷粮借种给农民的记载。如“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长史渊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尉卒人,谓南塞三候、县、郡仓,令曰:敦煌、酒泉地埶(势)寒不雨,蚤(早)杀民田,贷种穬麦皮芒厚以廪食者,小石……”,就是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一次救灾活动的文件。
从文献和汉简的记载看,凉州农户的生活状况显然优于内地。例如居延简中记载戍田卒每月口粮多为“三石三斗三升”,这个口粮标准比内地一般的劳力略高,还有自种的蔬菜食用,如居延简:“城官中亭治园条:韭三畦,葵七畦,葱二畦,凡十二畦。”然而汉代凉州农户的生活仍然是艰难的,如敦煌汉简中有“或贫困,被饥寒疾疫之薑,日竦而惧于天地之木戈,未知所泽,君将何以辅赋小”。
水利建设与耕作技术的提高
在凉州地区,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汉朝对凉州的水利建设十分重视,设置了专门的主管官,修筑了许多沟渠,利用便利的水利设施发展灌溉农业。如史书记载从河套到令居“往往通渠置田”“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汉简证实居延屯田区“监渠佐吏”就有十人,说明其地灌溉农业规模之大。据史书记载,当时有些地方旱地改为水浇地后,产量提高约3倍。
汉代凉州农业劳动工具和耕作技术都有很大提高。国家为屯田者提供和移民借用的铁农具犁铧、鉏(锄)、鐅(锹刃)和耕牛,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能。1999年,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的一块长方形棺板上,有一幅墨绘图,图中一位老者手扶犁具,铁质犁铧深插土中,两头耕牛在奋力拉着犁铧犁地,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凉州农民翻地的情景。当时较为先进的畜力条播器——耧车在凉州各地被广泛应用。汉朝发明的代田法和区种法在凉州推广。代田法是一种休耕制的耕作方法,其特点是田地中沟垄相间,耕耨结合,以保墒抗旱、防风抗倒伏,沟垄逐年互换,使土地轮番利用与休闲。这种“用力少而得谷多”的耕作方法,推广到“边郡和居延城”,居延汉简中多次出现“代田仓”的名称,就是储藏通过代田法所获粮食之用。区田法适合在平衍土地和斜坡、丘陵的小块地施行,其特点是把庄稼种在沟状或窝状的小区中,在区内综合运用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等距点播、施肥灌水、加强管理等措施,获取高产丰收。
铁农具、牛耕和先进农业技术的实施,使粮食产量大增。据农史专家研究,推广这些技术以后劳动生产率“差不多为文帝时期的八倍,为武帝时期‘跖耒而耕’的十七倍。”凉州各地粮食增产,粮食富余以后,市场粮价大跌,如宣帝时“金城湟中谷斛八钱”,河西走廊沿长城一线建有许多粮仓,应为存放剩余粮食之用。汉简文有“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当是郡仓所存粮食数量的记录。凉州生产的粮食除了满足农户所需外,还要缴纳用于边境驻军,其剩余则由国家增价籴买来储于边郡建立的常平仓中,作为平抑粮价所用,有时也应朝廷诏令,长途运输至内地,用于救灾或其他需要,居延简中就有朝廷调河西粮食支援内地灾区的记录。
通过屯田卒和农户的辛勤劳动,凉州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河西殷富”就是发展的表现之一,又使国家“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减少了从内地长途转运粮食的巨大花费,巩固了西部边防,还保证了汉对匈、羌斗争的胜利,促进了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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