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赋彩 再现丝路盛景

　　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一件四坝文化的四羊青铜权杖头。权杖头形似橄榄，上下贯通，有圆形的銎孔，器身对称装饰四个圆雕的羊头，羊角旋曲内弯，头微微下俯。四羊的设计精巧细腻，独具匠心，显示出了当时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独有偶，在永登县树坪公社也出土了4件鹰首杆头饰。整体造型为鹰的形象，鹰圆目，嘴巴粗短，喙宽厚弯曲，头部雕刻勾云状耳朵和鳞形羽瓣，颈部两侧有对称的方形钉孔。这4件鹰首杆头饰设计简洁明快，造型生动逼真，完美地展现了鹰桀骜不驯的气质。

　　权杖是古代贵族、部落首领或氏族酋长彰显身份、地位和威严的象征，远古时期的西亚、中亚都有权威人士执权杖的习俗。权杖头这一特殊器具在我国发现数量不多，仅在甘肃、陕西、新疆等地有出土。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年代较早的权杖头集中发现于古埃及、近东、安那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时代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我国最早发现的权杖头为甘肃西和县宁家庄的彩陶权杖头，及秦安大地湾出土的汉白玉权杖头，距今5500年—5000年。权杖头的出土，从侧面揭示了甘肃与中亚之间曾有过的文化交流史实。

　　1972年，灵台县百草坡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镂空鞘青铜短剑。短剑剑身呈柳叶形，剑茎平直，剑脊饰夔纹和斜三角纹饰。剑鞘以回环缠绕的镂空蟠蛇纹构成，蛇身饰细线纹，三角形蛇头，蛇双目凸起，鞘口两侧有一对向背的圆雕伫立犀牛。剑鞘上的透雕装饰与西亚遗址中出土的环形马具上的装饰十分相似，受到了亚洲内陆艺术风格的影响。墓葬群中还出土一件人头形銎铜戟和玉人形铲。人头形銎铜戟，人头浓眉巨目，披发卷须，高耳巨鼻，脸颊有“ ”形纹饰。颈部有椭圆形銎，援基饰一牛首，内部饰牛头纹。玉人形铲，玉人圆雕，长脸，阔鼻，深眼窝，大耳，厚唇前突，双手下垂捧腹，两腿间呈“8”形镂空，发辫虎首蛇身盘成堆髻。综观人头形戟上人物的面貌和玉人的形象，显然不是华夏人的相貌，他们具有欧罗巴人的面相特征，很大可能是属阿尔泰语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样貌写实。

　　20世纪90年代，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一批金饰片，这些金饰片纹饰多样、数量丰富，做工精细。但当时此地并不盛产黄金，所以对于黄金的来源众说纷纭。后有学者经过研究推测出，秦人约在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与西域各国甚至西亚有交通贸易往来，这些黄金极有可能来自于阿尔泰地区。这些金饰片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甘肃与西亚之间的交流往来。在张家川的马家塬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金饰片，其中一些金饰片的图案与斯基泰文化和巴泽雷克文化风格十分相似，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外来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已经产生。

　　平凉庙庄战国墓葬遗址曾出土过几十颗蜻蜓眼琉璃珠，这些琉璃珠外形呈蓝色、半透明状，外表有一圈圈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色彩绚丽。蜻蜓眼是战国时期用火烧制并用镶嵌工艺制作而成的铅钡玻璃装饰珠，珠子上叠加有很像蜻蜓复眼的圆圈。蜻蜓眼琉璃珠最早出现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大致与商朝的中前期处于同一时代。

　　除此之外，在平凉市泾川县泾明乡还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翼兽形提梁盉。这件铜盉器身是一只四足翼兽，兽首微微昂扬，兽尾宽扁似鸟尾，四足矮粗，趾爪向前，圆润的兽身为盉的腹部，腹部两侧绘以飞龙为双翼。兽首后颈与短尾之间以条形提梁连接，提梁的首尾处分别铸成龙头和龙足形，盉盖中心装饰一鸟身兽足动物的为钮。翼兽提梁盉整体设计精巧，造型、纹饰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该器物所用的翼兽形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原型为西亚神话中的神兽格里芬。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格里芬的形象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于两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从器身上的龙纹、鸟纹等纹饰可以看出，这种翼兽形象在流传至中国后都具有了中国特色的艺术形象。

　　蜻蜓眼玻璃珠和翼兽形提梁盉之所以会在平凉发现，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平凉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枢纽位置，是丝路重镇、商贸旱码头及军事要塞，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宗教、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互鉴共生。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平凉成为丝绸之路北线东端的交通要冲和重要商埠，拥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而在距离平凉130多公里的灵台县曾一次性出土了274枚外文铅饼，这些铅饼直径5.5厘米，厚0.6厘米，重110克—118克。正面有形似蟠螭的浮雕，头有触角，背面阳铸外文字母一周，内有二方形戳记。这些外文铅饼保存完好，而且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庞大，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对于铅饼上铭文的解读，学术界说法较多，其中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解读最为客观有据，他认为这些外文应是希腊语中“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等这一类意思。这说明外文铅饼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经济往来的实物见证。透过这些外国文字，进一步见证了古代甘肃在丝绸之路经济繁荣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