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年》看“家”的变迁

　　春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后接受离婚，勇敢清零。她跟以闪婚告别过去的倪伟贞其实殊途同归。两位以相反方式重新开始的女性，却拥有相同的心理动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姑嫂二人成为故事主题的一体两面，只不过春梅来自传统一端，伟贞这个人物线的先锋性更强。故事有意让社会变迁中家庭的瓦解和新建几乎同时发生，体现出既想触碰观众怀旧脉搏，又要拨动现代人价值重塑的心弦的努力。

　　整体上看，《熟年》创作者对问题的解决过程并无过多着力，对人物转变往往是直接给出设定，更多时候像在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观察。无论是倪家三兄妹身上价值观、情感观和独立性的差异化设定，还是挖掘周边连带角色的关系和心理状态，例如对“漂族”、姐弟恋、失独老人等的个体选样，更多用情景设定和人物之间一次次的对话或者自我对话进行心理诊疗。这样的处理方式多少损失了事物发展的合理性，但也表露出创作者更倾向于带观众观察不同人物的行为选择及其相应后果，用近乎实验的方式呈现家庭关系、情感态度，并以颇具现代感的视角邀请观众思考婚姻的本质，审视责任与自由、个体与整体、精神独立与选择代价等紧密相连的伦理命题。

　　在生活的辩证法中与流年安处

　　《熟年》小说里有这样一句原文:“你身上全部的负累，既是你的网，也是你可以倚靠的墙。”

　　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复杂性，对不同的情感态度、价值选择进行思辨的艺术表达，这是《熟年》值得注目的地方。正是对家庭剧回归理性与平和的倡导，使之与此前一些贩卖各种焦虑或者被热搜话题绑架的电视剧相比，故事写得锋利却有分寸，既呈现家庭百景，也尝试给出解困之道，讲我们为什么会崩溃，以及如何度过危机。

　　张春梅和倪伟强之间没有离婚大战，更多是通过角色对于生活意义与自我价值的重新寻找和内心斗争来表现这种冲突。面对生活的波折，春梅、伟贞都是以自省的方式，逐渐接受一切，找到内心真实的自己，学会与生活和解。吴二琥假雇保姆获取弟媳酬劳被发现应该是全剧火药味极浓的一场戏，春梅对于大嫂的行为虽然愤怒不解，但一大家人还是在体谅中互相分担，让矛盾在善意中消散。同样，剧中的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没有常见的战火硝烟，所有的抱怨与冲突渐渐缓释在人物的反省与亲人陪伴之中。全剧没有恶人，只有生活迷局里的人，在接受一切的过程中，彼此相助越过生活的难关。故事对生活大小难题的整体化解，充满了脉脉温情和辩证积极的人生态度。

　　正是出于这样的定位，该剧的影像风格有别于一贯的中产生活视角，转而用白描式的家庭景观在琐碎的日常交往中建立人物和主题，同时又通过考究的光影构图突出人物面部特写，让观众看到人心在不无节制的情感中挣扎。显然，这样的叙述语言离不开一众戏骨演员出色的表演:隐忍宽厚的春梅、市井气十足还弄巧成拙的吴二琥、憋屈窝囊却不失道义的伟民、抑郁挣扎的伟强、独立硬扛的伟贞……每个人物都演绎得可亲可怜可叹。这些有共情的人物引发观众思考如何适应家庭、婚姻和亲属关系的变迁，如何处理新的伦理困局，如何观察生活自身的矛盾，正视生活的挑战并努力向前。

　　与流年安处的态度，反过来也加强了人们获得超越现实的力量。从剧名到主题歌，创作者都在强调“时间”与“变化”:流年里时代在变，婚姻和情感在变，这些变化体现在社会环境、家庭关系中，也发生在人物的精神世界里。镜头捕捉人物间的微妙关系，用不同形式的城市空镜融合着人物的影像交错，突出意识活动和情感变化。以涌动的思绪和静观的视点增强了社会写实的效果，既令影像成为杂色的市民众生相，又让故事带上了且行且思的质感。

　　“家”想象的表里运动

　　回望中国屏幕上的万家灯火故事，从《渴望》《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空镜子》《中国式离婚》《金婚》《小欢喜》《都挺好》《心居》等等一路走来，家庭剧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演绎规律和故事样式，蕴含着中国人所处时代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承载着社会价值观和大众生活的信仰。对“家庭”空间的影像赋型，不仅记录着中国社会生活的物质记忆，也不断书写出时代发展的精神谱系。潜藏在家庭故事背后的人物世界的丰富性、贯穿于情节结构和风格上的恒常不变的东西，以及这种类型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和心理的泛文本，又联通着社会建构，携带着社会价值观和集体文化观念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