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称汉代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为河西四郡，但河西五郡的提法由来已久。悬泉简神爵元年（前61年）十一月大司农给河西诸郡农田官的文移中，就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五郡并称，窦融到张掖曾被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而唐初官修的《晋书·地理志》言：“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则更明确。河西五郡的说法颇具历史和战略眼光，因为金城郡之治所允吾及西汉所属13县中有8县，东汉所辖10县中有8县在黄河以西，其余2县也在黄河之滨，从地理位置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河西之郡。况且，金城郡西绾河西走廊东口、南接羌中道、北拒匈奴出没的腾格里沙漠，政治和军事地位太重要了，怎能将金城郡排除于河西诸郡之外？
河西五郡的设置时间，除金城郡的设置时间——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毫无争议外，其余四郡的设置时间在《史记》《汉书》诸篇章及《资治通鉴》等书中的说法很不一致，引起学界的纷争，至今尚无统一的意见。酒泉郡，有元狩二年（前121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后、太初元年（前104年）、元封三年（前108年）后、征和五年（前94年）以前、武帝时、征和时诸说；张掖郡，有元鼎六年后、太初元年、元封六年（前105年）前、征和五年前、武帝时诸说；敦煌郡，有元鼎六年、征和二年（前91年）前、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时诸说；武威郡，有元狩二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后、太初四年（前101年）、神爵元年前（前61年）、地节三年（前67年）前、武帝时诸说。清代学者钱大昕、齐召南、全祖望、汪之昌、朱一新等各自进行了考据，说法仍有分歧。20世纪，在河西各地先后出土大量秦汉简牍，为四郡设置年代的探讨提供了原始的新材料。陈梦家、劳榦、张维华、张春树、齐陈骏、刘光华、周振鹤、王宗维、李并成等学者利用汉简、考古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河西诸郡设置年代进行了更科学的考证。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参以己意，现对诸郡设置年代略述如下。
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汉，河西主权归汉朝，但“地空无人”，汉朝随即开始向当地移民。但移民花费的财力、物力、人力极大，汉朝因连年用兵，财政吃紧，汉武帝遂将乌孙东归故地的希望寄托于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张骞，所以动作不大。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使还长安，报告了乌孙无法东归的情况，汉武帝随即以令居为基地和据点，向西筑长城，构建以长城和沿途烽隧亭障的河西边境防御系统，同时加大移民速度，当长城筑到酒泉时，遂设置了张掖、酒泉二郡。《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言二郡设置时间元鼎六年（前111年）是不无道理的。置张掖郡是为“隔断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设酒泉郡则是为“通西北国”。二郡分别在河西走廊东部和西部，大致以今黑河及其以北的盐池明海沙漠区为界。
汉若想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就必须经营通往西域的道路。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因此在河西走廊西部专设敦煌郡是非常必要的。《汉书·武帝纪》记征和三年三月“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至天山，击匈奴，说明公元前90年敦煌尚未置郡，故而所出之塞是酒泉塞，这就排除了敦煌建郡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及征和二年（前91年）二说，只能以《汉书·地理志》注：“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敦煌郡）”为是。
金城郡系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取天水郡的榆中、金城，陇西郡的枹罕、白石，张掖郡的令居、枝阳设置。由此可知，当时整个走廊东部直至今西固区的金城县西都属张掖郡，并无武威郡，这就排除了文献中武威郡设置年代的前三个误说。劳榦以居延汉简各编年简中所述诸郡名称等考定，武威郡始设于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前80-前67年）。目前的研究，大致不出劳说。武威郡原为匈奴休屠王驻牧地，汉武帝开河西后，为张掖郡地，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始分张掖郡东部地设武威郡。
河西五郡及其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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