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古称泾州,位于丝路要冲、泾河上游,自古便是关中门户。宋朝陶谷评价泾州:“是邦也,压泾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坠。”
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评价泾州:“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此之系也。”
由于陇山、关山、秦岭等山脉阻隔,从秦汉始,西部民族进攻长安,很少从天水直入宝鸡,走渭河川一线东取关中,而多从河西、内蒙古、宁夏进入陇东后,以泾州为据点图谋帝都。泾州为长安以西第一要冲,泾州稳而天下定,故自汉以来直至元代,“恒为重镇”,有“安定”之名,历朝都命重臣镇守。除了军事重镇,泾川更是丝路佛教文化枢纽。
千百年来,佛法东传、西去取经,都要往来跋涉于丝绸之路。泾川作为东越陇山进入陕西的关陇要塞和直入西安的咽喉之地,也是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从前秦置雍州,北魏置泾州,至隋唐北宋的安定郡或泾州,一直都是地方最高行政治所和西部军事屯御要地,更是佛教文化东传西去、僧侣往来云集的繁盛交融之地。
隋文帝择泾州建舍利塔,武则天敕泾州建大云寺,足见这座古城对于隋唐帝国的重要意义。
公元706年,唐中宗李显改大云寺为龙兴寺;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泾州龙兴寺瘗埋“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敕建解脱禅院(即水泉寺)。
元明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明孝宗朱祐樘先后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现存碑刻;元元贞元年(1295年)《敕赐华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碑文载,水泉寺“度门弟子三千有余”。清代《泾川直隶州地理调查表》等文献载,全县共有佛寺、庵153座……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古代泾川佛教文化的繁荣盛况。
无论是在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开窟禅修,在南石窟寺礼佛造像,还是东去长安弘法、跋涉中原传法、西游天竺取经,众多僧侣纷纷汇聚于此、共襄佛事,无不成就泾川作为丝路佛教文化之都的千秋风华。
舍利,梵语音译,意为骨身或遗骨。相传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在骨灰中发现了许多五彩晶莹、坚如玉石的珠状物,尊称为舍利。提到佛舍利,最为人们熟知的,或许是1987年陕西宝鸡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祖指骨舍利,这也奠定了其在世界佛寺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佛舍利的地方,并非他处,正是位于陕甘交界、泾河流域的甘肃平凉市东部的泾川县。
如果乘车从泾川县城西经过,就会看到泾河北岸耸立的七层唐塔建筑,这就是著名的泾川大云寺。
从1964年到2013年的半个世纪中,在大云寺方圆不到一华里的范围内,3次出土佛舍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全国绝无仅有,世界上也非常少见,泾川因此被誉为“华夏佛宝圣地”“世界佛舍利供养研究中心”。
1964:初现惊世
1964年12月下旬,泾川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村的社员们,正在泾河北岸平田整地。突然,有人惊异发现地里似乎埋着什么东西。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了沉睡千百年的地宫,出土了一个四周刻有缠枝莲纹的长方形青色石函。
石函中间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个阳文隶体字。石函从右边起,刻有一千多字的楷书:“朝散大夫行司马孟诜撰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当小心翼翼打开石函,令人惊奇的是,石函很像现在的俄罗斯套娃,重重相套。里面有鎏金铜匣1具,内装银椁1具,椁内又有1具金棺,棺里又装有1只晶莹剔透的琉璃瓶,瓶内含豆大的14粒白色晶体,这正是14粒佛舍利,五重套函,可谓精美奇绝。
据铭文和文献记载,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诏在全国30个州兴建舍利塔,14枚佛祖真身舍利被高僧护送到古泾州(今平凉市泾川县),在大兴国寺兴建舍利塔和地宫,安奉于地宫之中。
唐时,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强烈反对和阻挠。武则天对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极为崇敬——《大云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经典,全称《大方等大云经》,介绍了净光天女、黑河女、谷熟诚王之女是菩萨转身做了国王的经变故事。既然佛祖认可女性可以主天下,并写入佛经,那么武则天称帝也就是天经地义的。武则天遂将其颁行天下,以其为自己女身称帝作辩。公元690年,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和诸州各建一座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经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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