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作一比较的是:钟嵘《诗品》论“诗”,只重“天才”,不重“学问”;而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则是“才”、“学”并重,认为“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文心雕龙·事类第三十八》)可是在钟嵘眼里,“学问”只能使诗人成为后来被颜之推所嘲讽的“詅痴符”(见下)。从这一简单的比较中,完全可以得出钟嵘比刘勰更重“天才”的结论。
综上所论可知,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虽然都是重才的,但却不尽相同。首先,刘勰所论的是“通才”,钟嵘所论的是“偏才”。其次,刘勰“才”、“学”并重,钟嵘则只重“天才”,不重“学问”。故其对后代诗论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从总体上说,二者皆不可轩轾。若要硬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殆因《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故其影响也就更周全;《诗品》因“思深而意远”,其影响就显得更为深入。而具体到对袁枚“性灵说”的影响言之,因为是“对口”的缘故,《诗品》或甚在《文心雕龙》之上。袁枚云:“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骄体文,侭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余续司空表圣《诗品》,第三首便曰《博习》,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这是一段论述自己所标举的“性灵说”的重要文字。论说“性灵说”者,无不引用。此文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即与钟嵘《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及“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之义相同。其后他又引己之《续元遗山论诗绝句》末首,正言钟嵘《诗品》乃“性灵说”之“先导”。而于刘勰《文心雕龙》,则未见有如此明白言说者。其所引《文心雕龙》次数虽多,却多是辨析文体及其它琐细方面如“练字”、“修改”等,没有一条述及论“性灵”者。且《文心雕龙》卷8尚有《事类》一篇专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对于写好文章的重要性。其于随园写诗“不关堆垛”之论,正好相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心雕龙》对袁枚性灵诗论说的深远影响。因为通常说来,事物之“源”都是多元的。即以一个“源”字而论,就有“起源”和“发源”之不同。往往是发源在前代,起源在当世,而发展则在将来。何况是诗论这样复杂的问题呢?就以上面引述的《续元遗山论诗绝句》末首来说吧,它的第一句“天涯有客号詅痴”,就也受主张“天才论”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的影响。其云:“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忽强操笔。吾见世人,至于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詅痴”即这里的“詅痴符”,是对那些本无天才又好操笔作诗夸耀于人的人的嘲讽,说他们的诗作不过是自献其丑的标签罢了。这类江南“詅痴符”,盖就是钟嵘所说的南朝“膏腴子弟”,他们“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比那些“虽谢天才,且表学问”者,更不足道,但也同样受到钟嵘的嘲讽。
总之,我们对袁枚“性灵说”的探源研究,应持“多元论”,那种是丹非素、执方废圆之论,往往有与事实相违者,故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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