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吐鲁番考古始于黄文弼先生。他在1928年和1930年两次到吐鲁番，发掘了124方墓砖，收购了不少文书，整理出版了《高昌砖集》和《吐鲁番考古记》。1949年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考古，始于1956年对交河故城、寺院及雅尔湖古墓的发掘。但最重要的是1959年至1975年，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及乌尔塘、交河故城等古代墓葬和遗址进行的十三次大规模清理和发掘，一共清理了400多座墓葬，出土了一万多片文书。当时唐长孺先生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主持点校北朝四史。1974年，北朝四史整理完了，他在《文物》上看到关于吐鲁番文书的发掘简报，他想去新疆看看，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陪同他前往。唐先生看到文书之后，觉得这些文书的价值非常大，决定把它们整理出来。王冶秋请示中央后，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整理组，由唐长孺先生任组长。唐先生用点校“北朝四史”的标准、也是文献整理的最高规范来整理吐鲁番文书。1981年至1996年整理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图文本4册。
唐长孺先生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整理吐鲁番文书，1980年摄于北京沙滩红楼。（图片来源：武汉大学新闻网）
因为吐鲁番文书的发现，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吐鲁番就并称了，吐鲁番文书引起广泛关注，吐鲁番学成为国际显学。我们在吐鲁番出土的这些文书中，发现了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诸如《尚书》《礼记》《毛诗》《论语》《孝经》《史记》《汉书》《晋阳秋》《文选》等等，我们的考古发现恰恰印证了史书记载的准确。
旅顺博物馆藏《尚书·汤誓》。
记者：为了便于理解吐鲁番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您能否利用出土文献给我们介绍一些具体的个案事例？
王素：学界其实很早就注意到吐鲁番出土文献反映的中原与边疆的文化交流互动问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跑到日本避难，看到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掘获的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失传的《论语注》残片，就兴奋不已，因为这个书早就失传了。罗振玉写了《〈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一文。郑玄的《论语注》就是从中原传到吐鲁番的。
启功先生有《论书绝句百首》，其中第六首咏高昌墓砖，大约写于1932年。他看到黄文弼整理出版的《高昌砖集》，大为惊喜，其中两句是“翰墨有缘吾自幸，居然妙迹见高昌。”他在注文中指出，高昌砖书法的结体、点画，无不与北碑相通，而且多属墨迹，没有刊凿之失。书法刻碑存在变形，不如直接书写保持原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魏碑代表《龙门二十品》都是石刻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书法，所以启功先生看到高昌砖书法后惊叹不已。西晋是禁止刻碑的，六朝的碑刻非常少。所以他又说，六朝碑志的笔法，可在高昌墓砖中探索。高昌墓砖的书法笔法，无疑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高昌砖集》局部图。
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看到信众磕头礼拜，像我们祭祖一样，所以把佛寺叫祠，高昌佛寺也称作叫祠。后来中原地区佛教寺院称作“寺”，这种称谓又回传到高昌，高昌的佛祠也就改成佛寺了。佛教中国化之后，西域佛教也跟着中国化，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互动。
记者：吐鲁番与中原北方存在密切的文化互动，它是否与南方有文化交流呢？
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现了“吴客”的记载，“吴客”是指由江南迁往吐鲁番的民众，吐鲁番与江南地区也有文化往来。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吐鲁番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是南朝流行的本子，不是北朝传过去的。高昌向南朝萧梁派遣过一次使者，对高昌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昌有“儒林参军”职官，就是从梁朝引进的，因为“儒林参军”这个职官只有南朝有，北朝没有这个官职。
最有意思的是高昌王麴伯雅作诗的故事。在北宋大词人晏殊的《类要》中有一首高昌王麴伯雅的诗《圣明来献乐歌》：“千冬逢暄春，万夜睹朝日。生年遇明君，欢欣百忧毕。”这首诗是写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举行元宵灯会（大业六年），高昌王麴伯雅来朝写诗赞美，其实是首拍马屁的诗。《隋书》详细记载了此次元宵灯会盛况，我们今天的元宵灯会就是源于此，这是最早的记载。
隋代高昌。（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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