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烟花》中旁白里稚嫩的声音，来源于13岁身患骨肿瘤的杜可萌。范士广曾跟拍杜可萌抓娃娃的情景，但一下午过去，她却一无所获。范士广便偷偷找到老板，坦言孩子身体不好，能不能送她一个。范士广说，那时他只是想单纯为这个乐观的小女孩，做一点儿让她开心的事。
“因为我们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情感早已经区别于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人和人相处时间长，那种情感就像家人和朋友一样。我们经过了一年时间的相处，看着他们从痛苦最终走向死亡，这对我们而言也很残酷。”秦博说。
就像第一集中，摄制组曾为患骨肿瘤的孩子们进行cosplay，为他们戴上七彩的头套，穿上魔幻的衣服，像动画片里一样“打败怪兽”。很多观众抨击这种拍摄过于诗意，甚至脱离纪录片的真实。但范士广却问心无愧。他坦言，摄制组是除家属、医生以外，和孩子相处时间最久的人。这些画面没有任何设计技巧，更多是为了给孩子圆一个梦，“当我们告诉他们，今年圣诞节可以装扮成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时，他们非常开心。那一刻我们不是记者，就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朋友，大家只是想一起玩。但凡有一个孩子不愿意，我们内心都过不去。”
最难接受的不是死亡，而是无常
在《人间世2》最后一集播出的前一天，《抗癌之路》中那位想要改造癌细胞的女博士闫宏微，走了。曾想让自己的癌细胞变得“聪明”一些的她，终究没斗过病魔。
死亡是什么感觉？经历《人间世》的拍摄，每一个导演、编导、摄影师或许都拥有不同的见解。在一年半中，他们的镜头记录了太多直面死亡时，人性的无奈、悲伤、麻木、崩溃……
去年冬天，安仔本已出院回到南宁家中，但不到两个月，他的病情却突然恶化。重症监护室外的母亲给摄制组打电话，说安仔已经插管，人快不行了。编导谢抒豪和摄像马上从上海飞到南宁，在安仔最后的时刻，陪他坚守了一周又一周。片中记录了安仔离世前，他虚弱地反复问妈妈，“顶不住，怎么办？”他不敢当着妈妈说出“死”这个字。而这段动人的对话，是安仔的大姨边落泪边帮忙采集的声音。安仔走后，谢抒豪在“杀青”的一瞬间却并没有解脱，而是给秦博打电话崩溃到大哭。这一年半中，仅在秦博面前落泪的导演就有五六个人。前几日是安仔的忌日，谢抒豪说，他想再去趟南宁，再看看安仔的父母。
范士广也曾直面吴莹的死亡。从吴莹怀孕28周，一直到她生产、住院、昏迷，范士广看着她从怀孕的兴奋、纠结，到最后都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便告别世界。“最后几天吴莹很不好，我们的心都跟着揪着。”直到星期六，摄制组本不在医院，但吴莹的老公却给范士广打来电话，“吴莹今天的状况特别不好，你赶快来！”范士广知道，此时家属的通知，很大程度并不是为了满足拍摄，而是在即将面对“失去”之前，希望身边有个可靠的人。
送走吴莹后，范士广半夜2点开车回家。他很害怕，只敢把车停在路边。“那种害怕并非看到了死亡，而是前两天还跟你说话的那个人，突然间就没了，你却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对无常产生恐惧。”
每当一名患者去世，节目组便会在字幕鸣谢中，为他们加上白框，并送去花圈。花圈上写着“《人间世》 敬挽”。第二季仅是花圈就做了十几个。当问及范士广，如今面临死亡是怎样的心理状态，他坦言，时间久了，你会开始感到麻木，但麻木背后更多是无能为力的失落。这一年多里，范士广最难忘的画面，并不是患者在面前死去，而是去年六一儿童节，他在新华医院儿科ICU蹲守。门外无数父母恳求护士，把玩具给孩子们拿进去。当护士把小汽车给了一个孩子，孩子摸来摸去，许久不肯松开。护士说了很多次“你只能再摸一分钟”，但最终还是硬下心从孩子的手中夺走。其中还有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请护士给了他一支笔，歪歪扭扭地在纸上写着，“妈妈我会乖的。你们在外边一定要保重身体。”
“就像一个囚徒。”范士广形容这种无力感，“很多人说，纪录片不能介入主观情感，不然拍摄的内容不够客观。但我们拍的人，大部分都生病。你和患者、家属就像同样关在一间密室里一年多，大家都在寻找出口，但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表达困境不是目的，而是寻找人性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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