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王朝出军击破受匈奴控制的楼兰和车师。此后,又以和亲方式巩固了和乌孙的联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汗血马”,汉武帝又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两次西征,扩大了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
“天马”“龙为友”
汉武帝对于“天马”的歌颂,涉及行天之“龙”。《史记》卷二四《乐书》载录《太一之歌》有“太一贡兮天马下”“今安匹兮龙为友”句。《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作“今安匹,龙为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
名将马援曾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马”与“龙”作为“行地”与“行天”体现最优异交通能力的物种相并列。这样的意识应当产生于草原民族特别尊崇马的理念基础之上。秦人注重养马。据《史记》卷五《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在他们的世界中,马是最好的祭品,与“龙”有着某种神秘关系。
“天马”的军事史意义、交通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
马政开发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汉与匈奴军事对比的弱势,首先表现在骑兵的战斗力方面。中原人从草原得到好马,是渊源悠久的民族交往形式。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天下之马”的故事,书写了中国古代养马史重要的一页,也可以看作汉武帝时代“天马”追求的历史先声。
人们自然会注意到,“天马”西来,所经行的正是张骞使团的路径。当时,据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与胸襟。“天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既体现汉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标志性符号,又体现着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志向高远、视界雄阔的时代精神。
“天马徕,从西极”,对于中原社会的文化生活也有积极的作用。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展史》指出:汉代“具有艺术效果的雕塑品,许多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的宫殿池苑之中。”“至于大型青铜动物雕塑,有武帝得大宛良马后铸造的铜马,立于鲁班门外,并更名为‘金马门’。”来自西域的“西极马”和“天马”,对汉代造型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汉武帝时代到东汉时期,“骏马雕塑都一直以‘天马’为摹写对象,不论是陶塑、木雕还是青铜铸制,也不论是出土于都城所在的西安、洛阳地区,还是河北、甘肃,乃至四川、广西,骏马造型都显示出‘天马’的特征,匹匹都塑造得体态矫健,生动传神”。“天马”以其俊逸雄奇,成为汉代文化风格的典型代表。
(《天马来:早期丝路交通》,刘进宝主编,王子今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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