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越来越多的粟特人身影出现在中原大地。甘肃省武威文庙现存有一块《康阿达墓志铭》，我们通过碑文可知墓主人康阿达其祖上拔达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远离故乡在凉州任职，其父也在唐朝廷任职，墓主人也被诏赠武威太守，就是说在唐朝初期，康阿达祖孙三代就已经全部移民至凉州。至此，一个康氏家族三代人的发家画卷可以铺开。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条称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作为康国人“善商贾”的典型代表拔达，在青年时期就随着新兴的粟特移民浪潮，以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身份从遥远的撒马尔罕出发，带领一支人数众多的商队，历经坎坷，来到地处甘肃中心的凉州，并以此为中心施展其高超的丝路贸易能力，在凉州扎下了根基。在唐朝政府将胡人商队首领“萨保”纳入官僚体制后，康阿达成了有官家身份的聚落首领“萨保”。魏义天先生认为，聚落组织的首领既是萨保，又是商队首领，他们是商人传统的继承者，萨保除管辖聚落里的每位成员外，还负责祭祀活动，至少起到监督作用，并在聚落内建立等级制度。
当然，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在长安飘香时，唐风也徐徐地吹到了金桃的故乡。1965年至1971年间，考古学者对康国王宫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1号房屋的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壁画。有学者认为其一部分壁画内容是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端午节泛舟的场景，丝绸之路文化的双向交流在此得以体现。
礼宾待客之道：谁曾是丝路行旅
悬泉置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接待机构，汉简中也多有“西方来客众多”“道上过客众多”的记载，那么除了康居使者，还有哪些人不畏路途艰辛千里迢迢通过丝绸之路在与大汉交流交往？
《劳边使者册》 朱建军供图
在悬泉汉简有这样的记载：“（使）者、贵人、从者度四百人”“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从这三枚简文我们可以得知有人数众多的使者、贵人及西域国王行经悬泉置前来交流，第一枚简中所记使团人数为四百人，而使者王君所带的于阗王团队就有1074人之多，千人使团浩浩荡荡行进在丝绸之路上，那是何等壮大的场面。这应该是敦煌太守下发到悬泉置的文书，要求沿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第三枚简记录了楼兰王一行260人从敦煌东行去长安。
西汉时期，行经敦煌郡悬泉置的往来客人数量众多。为适应频繁交流的节奏，西汉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外事机构。敦煌郡也为此进行了基础设施的规范化建设，并设置了相关的外事机构、官吏、译者等，这为其接待外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西汉敦煌郡接待外客时对其尊卑贵贱与等级差异明显地进行区分，迎送接待不同国家、不同身份来客规格有所不同。
中国人的好客之道早在两千年前悬泉置的接待中就体现出来了。有简牍记载为证：“出米四升，酒半斗，肉二斤。以食乌孙（位于今新疆西北、哈萨克斯坦东南、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及中部，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国家之一）贵姑代，一食”“踈勒肉少四百廿七斤直千七十……酒少十三石直……且末酒少一石直百……”这两枚汉简，前者是接待乌孙贵人的记载，后者是接待疏勒、且末使者的记载。接待乌孙贵人姑代，一顿饭吃了四升米、半斗酒、二斤肉，这也是接待西域贵客的标准。而接待疏勒、且末二国客人尚需购买酒、肉若干。在本身物资匮乏的西北，汉朝对前来朝贡的各方宾客以不菲的礼遇相待，可见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热忱待客之道。
但是迎来送往有吃有喝也不是随意而为，悬泉置在接待外客方面有着诸多严格的规定。“假千人高放持麾迎广至西界。”简文中的“假千人”若指西域都护属吏，则西域都护府会将西域外客迎送至敦煌郡，很可能还会继续往东护送。且从“迎”字观之，假千人高放奉某郡属国都尉之命赴敦煌郡迎接降汉的少数民族部众的可能性更大。“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千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抪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人一食四升。东。”此简文反映的是西域都护府遣人护送归义匈奴蒲类王使团经敦煌往东入朝，悬泉置在招待蒲类王使团时给予他们每人每顿四升粟的用餐待遇。从这条记载来看，比较重要的西域来客很可能是由西域都护府派员迎接护送的。再从迎送的官员中两次出现假千人观之，千人的主要职司或许就是迎接护送客使，迎客时还有“持麾”等相应的礼仪要求。
唐人面兽身镇墓兽，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实物见证。 敦煌市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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