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汉文帝时的笞刑仍是很重的刑罚,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规范,汉景帝时,朝廷规定了笞刑要采用怎样的刑具、笞刑只能施加在犯人的臀部而不能施加在其他部位,并连续两次减少鞭笞的数量,第一次“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第二次“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汉景帝曾下诏,刑狱乃国之重事,相关官员不可不谨慎从事,地方如果有拿不准的案子应当交朝廷处理,“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呈现出了这样的景象,在经济方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汉代的铜钱内方外圆,中间用一根绳子串起来,串钱的绳子腐朽,乃至无法算清到底仓库中存了多少钱;在社会风气方面,“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百姓将犯法看成是十分严重的事,纷纷以仁义为先,厌恶做令自己令他人感到羞耻的事。
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是一个养精蓄锐的时代,面对北方匈奴的进攻,汉朝基本处于守势,面对南方的南越国,汉朝与之保持良好关系,汉景帝时平定了“七王之乱”,但没有彻底解决同姓诸侯王坐大的问题,这一切都有待汉武帝来解决。汉武帝依赖“文景之治”奠定的雄厚经济与社会基础而得以大开大合——南平南越、北击匈奴、行推恩令、独尊儒术,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来临了。
发现霸陵
以俭约而著称的汉文帝,生前曾交代自己的后事,据司马迁的《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对当时厚葬以致家庭破产、服丧过度以致损伤身体的行为表示反对,他下令减少为他服丧的时间,以往按照礼制需服丧九个月的减至十五天,需服丧五个月的减至十四天等。对于陵墓的修建,“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霸陵也写作灞陵,因在灞水边而得名,灞水是“八水绕长安”中位于长安东边的一条河。霸陵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如李白有一首词《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霸陵所在的区域在进出长安的交通要道上,这里不知见证了多少依依惜别。
古人对汉文帝霸陵所在的区域是清楚的,但具体地点却是个谜。《史记》《汉书》这些典籍中都没给出具体地点,倒是元朝一位叫骆天骧的学者在《类编长安志》中,明白写道霸陵在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明清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清代著有《续资治通鉴》等作品的大学者毕沅在陕西做官时还在凤凰嘴下立了一块正名碑,告诉世人这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事实果真如此吗?2011年,考古学家对凤凰嘴开展考古勘探工作,因为有古人的明确记载,考古学家最初也认为这里就是霸陵,可是从山底探到山腰再探到山顶都没有发现人工开凿痕迹,证明凤凰嘴下没有陵墓。尽信书不如无书,考古学指出了一个流传七百多年的错误,但仍然没有找到霸陵的具体地点,这时凤凰嘴两公里外的江村大墓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
2002年,六件西汉陶俑出现在美国的一场拍卖会上,这六件陶俑来路不正,是盗墓贼盗走再转卖到国外的,在拍卖会开始前二十分钟,我方成功将其从拍卖名录中撤出。一年后,六件陶俑回国。这六件陶俑原本被认为出自白鹿原上的窦皇后陵,这位窦皇后是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陵是典型的西汉帝后陵,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很像古代量米的器具“斗”倒扣的样子,故称“覆斗状封土”,后来考古学家确认陶俑其实出自窦皇后陵旁的一座墓,因为在江村而得名江村大墓。
考古学家对江村大墓展开勘探后,惊讶地发现种种证据显示这是一座西汉帝后级别的高等级墓葬,经过考古学家多年努力,如今可以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不同身份的人,逝世后享用的葬制也是不同的,江村大墓墓室东西南北面各有一条墓道,从空中俯瞰其形状,像是繁体字中的亚,这种亚字形陵墓一般只有皇帝或皇后级别的贵族才能享用,这是一条重要的证据。另一条重要证据则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道东西长1200米左右、南北宽860米左右的夯土围墙,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围在一起,西汉人赞同“夫妇一体”,死后也应合葬在一起,采用“同茔异穴”的葬制,即夫妇各有墓穴,但在一个陵园中,可与窦皇后合葬在一起的,只能是其夫汉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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